老交大素有“东方MIT”之称，其教学特色的核心可凝练为“门槛高、基础厚、要求严、重操作”。入学选拔的严苛性是其第一道门槛：1936年报考者1778人仅录取181人（录取率约10%），1948年更降至8%，真正实现“十里挑一”。这种精英筛选机制从源头上保障了生源质量，为后续培养奠定基石。
课程体系的设计则凸显“基础厚”的育人哲学。1936年数据显示，基础课（数理化及国文、英文）在工科学院占比达25%-36%，若计入专业基础课，工科生近50%的学时用于夯实基础，管理学院基础课比例更高达60%。这种配置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学术根基，钱学森因水力学考试中一个符号笔误被扣4分的著名案例，正是“要求严”传统的生动注脚——教师金悫对细节的严苛体现对科学严谨性的极点追求。
理工管融：交叉融合的学科布局
交大于20世纪30年代构建了“以工科为重点、理科为基础、管理为支撑”的独特学科生态。工科的先发优势显著：1908年设国内首个电机专科，1930年代率先开设汽车工程、航空工程门类，1940年代首创新船工程系，解放前夕工学院已拥10个工程系及20个实验室，规模居全国之首。
理科与管理科的协同创新则形成双翼支撑。黎照寰校长强调“工科人才需科学训练奠基”，故1928年建数理化三系，1930年扩为理学院；1918年创设的管理科至1931年进步为亚洲首个管理学院，开创“工程+管理”复合培养模式。这种“科学管理工程”架构（工程为主体、科学为基础、管理促进步）被历史验证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成功范式。
三育并重：全面进步的育人哲学
交大突破技术教育的局限，践行“德智体”融合的通识教育。人文素养的培育贯穿始终：唐文治任校长时倡导“科学精益求精，心术品德更须素质”，推动全校性中英文大会，强化语言能力与人文熏陶；课程体系设计强调“由博返约”，一年级全修基础课，二三年级渐进专业，避免聪明偏狭。
体育的育人价格被提升至人格塑造高度。唐文治视体育竞赛为“砥砺人品之砺石”，亲赴赛场鼓舞学生。民国初年，交大与圣约翰大学的年度足球赛已成全国盛事，“科学好、中学好、体育好”的“三好”声誉由此确立。黎照寰进一步提出培育“完全的人”理念：“聪明涵养、健全体魄、道德训练三者兼备，方能任重致远”，这一想法成为德育（通识教育）、智育（科学教育）、体育并重的学说基础。
自主办学：精英教育的坚守与创新
面对行政干预，交大始终捍卫教育自 。独立灵魂的彰显体现于学科设置的“不合规”探索：1929年教育部明定大学分八大学院，交大却设立科学学院（非理学院）、将机械/电机/土木升格为独立学院，并独创管理学院，以操作回应“一刀切”的办学指令。
小规模精英教育是另一坚守。黎照寰主张“学生数量不求多，而在质量优美，每班二三十人最宜”。1950年代，张鸿教授将传统精炼为“门槛高、基础厚、要求严”九字，后经进步形成“起点高、基础厚、要求严、重操作、求创新”的完整表述，其内核正是对质量而非规模的追求。程孝刚校长因当局干预教育而辞任的史实，更印证交大人对学术自在的执着。
传统之树常青：当代价格与未来启示
交大传统的核心在于“重基础”的课程体系、“交叉化”的学科布局、“全人格”的育人框架及“自主性”的办学灵魂。这些基因已融入现代交大进步：如密西根学院成为中外合作典范，致远学院培养基础科学领军者，印证了传统与创新的辩证统一。
面对新时代挑战，三条路径可延续传统生活力：其一，在“重操作”基础上深化“求创新”，拓展校企共建课程（如2025年立项的GPU设计、脑机接口等前沿课程）；其二，推动“在地国际化”，通过海外校区（新加坡研究生院）与平行课堂（交通全球课堂规划），使本土培养人才具备全球胜任力；其三，强化学科交叉的现代性，如环境学院棕榈油废水技术获国际奖项、医学院肿瘤机制研究发表于《天然》，彰显理、工、医融合的新动向。
> 历史的回响：唐文治“求实学，务实业”的训导，张杰院士“饮水思源，爱国荣校”的诠释，与今日“让中国的孩子不出国门接受全球一流教育”的抱负一脉相承——这既是百廿交大的灵魂坐标，亦是中国高等教育立足本土、面向全球的永恒命题。
